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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曾幾何時，我對“忠誠”這兩個字的理解是忠誠于人和組織。而今，不禁有些許個人不同的看法。

　　眾所周知，在戰(zhàn)國秦孝公時期幫助秦國實施變法、對秦國有再造之功、而被后人尊稱為千古法圣的商鞅，是衛(wèi)國人，并且曾在魏國丞相公叔銼手下任5年丞相府中庶子。公叔銼死前向魏王推薦商鞅，然則魏王不任。上將軍龐涓聞公叔銼推薦商鞅給魏王不成，欲招商鞅任軍中司馬，然則商鞅不受，聞孝公之求賢令遠走秦國，最終成不世之名！

　　同樣是戰(zhàn)國時期的韓國法家之大成學家韓非子，其在對法制認識及著作甚至比商鞅還要高出一些。因為商鞅僅持法治一策，而韓非子則將勢治、法治、術治互相融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，也是代表世界法家學說的最高水平的巔峰之作《韓非子》，其見識和境界遠遠高于后來西方國家的《君主論》。然則，韓非子與商鞅同為法家名士，其功業(yè)水平卻是天上地下。

　　商鞅背衛(wèi)棄魏，卻在秦國得以厲行變法，20年強秦，使秦大出于天下。遷都咸陽、奪魏之秦河西失地。而后的歷代秦國的強盛都離不開商鞅的變法之功勞，甚至于秦始皇得以統(tǒng)一六國之根本，就在于商鞅對秦國徹底的法治變革。

　　反觀韓非，明知韓國不可救而非救之，明知韓國不可忠而非忠之。并在入秦之后游說秦國君臣全韓攻楚。以期將秦國在統(tǒng)一六國之戰(zhàn)伊始，就陷入攻楚之泥潭。因為楚國地廣人稀，并且崇山峻嶺。秦在戰(zhàn)爭伊始無恢宏氣勢，六國戰(zhàn)心仍在，難保因驟然滅楚而陷入連年大戰(zhàn)。使得山東六國有時間得以喘息重新得以合眾抗秦。一旦如此，則秦國統(tǒng)一之期未可知也。當是時，六國百姓因之前的連年大戰(zhàn)，生靈涂炭、民不聊生。渴望得以統(tǒng)一而過安居樂業(yè)之生活。因此，韓非之說不但是對秦國之害，更是對天下百姓之害。以韓非之識，不可能不了解天下民心、民情。也不可能不知道國家統(tǒng)一才是民眾最大的保障所在。秦王嬴政欲請韓非任丞相，操持統(tǒng)一六國之盛舉，而非卻拒之、阻之、擾之。

　　商鞅不忠于衛(wèi)、魏，而成不世之功，并著《商君書》；韓非愚忠于韓，在功業(yè)上碌碌無為，僅留下著作《韓非子》立世。以此觀之，韓非比商鞅差矣。

　　我們再做個假設，倘若商鞅念在對衛(wèi)國的忠誠，死守衛(wèi)國；或者以為在魏國為官則老死于魏國。可曾會有商鞅今日之輝煌成就？

　　而韓非如果能幫助秦國統(tǒng)一六國，以韓非之對法治的完善和健全，配以勢治、術治，完善商鞅單純法制的不足之處，秦國未必會二世而亡，歷史也會改寫！

　　然則，歷史不能假設。鞅亦鞅，非亦非，歷史仍然是歷史。

　　以史為鏡，可以知興亡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反觀今日之企業(yè)，公司在對員工大談忠誠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？無視對人的尊重、漠視員工的疾苦、盡可能的增加員工的勞動時間、減少員工的加班工資，在合同法面不斷地尋找法制的漏洞，管理人員以高壓、強制等粗魯?shù)墓芾矸绞絹砉芾韱T工，任人為親、對員工反饋的意見置若罔聞……等等。

　　而如果在這樣一種狀況下的企業(yè)，如果是真正的人才，能夠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下面發(fā)揮和施展么？他們還有這個可能來談對企業(yè)忠誠與否么？

　　因此，對于企業(yè)來說，今后能在市場中生存、發(fā)展的企業(yè)必將是——以人為本為管理核心的企業(yè)。

　　而對于人才來說就是找到這樣的一種企業(yè)，去施展和發(fā)揮自身最大的才能。

　　因此，真正的忠誠是：忠于事而非人，忠于事業(yè)而非忠于組織！